1979年1月17日午后，人民大会堂西侧的会客室里气氛轻松又微微紧张。邓小平端着茶杯，冲着甫一进门的荣毅仁招手：“荣老板炒股杠杆网站，坐到我这边来。”这不是客套，老人家是真的着急——国家急缺外汇，开放闸门必须有人敢先跳进水里。他想到的人，还是那位在战火中没走、在动荡后没垮的民族资本“少壮派”。
时间往前推三十年。1950年春，第一次走进中南海颐年堂的荣毅仁，西装笔挺却掩不住局促。毛泽东握住他的手，笑着说了一句：“荣先生，你可是大资本家。”对话短短几秒，却让坐在餐桌边的年轻实业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新中国需要，也肯定民族工商业的力量。多年后谈及那次宴会，他仍记得毛泽东叮嘱的八个字：脚踏实地，为民做事。
荣氏家族为什么能得到这份信任？要从无锡的祖屋说起。1875年，荣德生出生，他和兄长荣宗敬白手起家，十几年便做成“面粉大王”“棉纱大王”。数字摆在那儿：到1931年，两兄弟的面粉厂、纱厂市占率超过全国两成。可1937年淞沪会战，炸弹一声声落在厂房顶上，企业几近瓦解。日军逼近时，荣德生却在账本上写下四个字——“实业救国”。粮食、棉花、鞋袜，源源不断送往前线；家族资金几乎抽干，人还死守上海。
有意思的是，外患未平，内忧又至。解放前夕，蒋经国为“经济改革”抓人，荣氏长房鸿元被以私套外汇罪名判刑，荣毅仁也险些入狱。幸亏解放军兵临城下，风向突变。72岁的荣德生作出“三不”决定：厂不迁、钱不转、人不走。陈毅进城后，给荣毅仁发了一张参加工商界座谈会的请柬，还拍了拍他肩膀：“上海的荣氏企业，你说了算。”
1956年1月10日，毛泽东兑现承诺来到申新九厂。老人挽着袖子，问一句：“公私合营后生产怎样？”荣毅仁回答：“比以前好。”再问：“什么时候追上国营企业？”他沉吟片刻：“再给两三年。”工人们站在织布机旁，毛泽东逐一握手。申新九厂成了全国唯一一座被毛泽东实地考察的公私合营工厂，这在当年是极高的礼遇，也给民族资本家吃了定心丸。
风云再转到1978年底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决策，邓小平清楚，要把封闭的门推开，得有人“牵头打样”。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那天的午宴不长，火锅热气蒸腾，五位工商界元老被请到桌边。邓小平边涮羊肉边说：“利用外资，门路要多一点；你们经验多，说说看。”胡子昂提人才，古耕虞谈机制，话题最后落在荣毅仁身上。老人放下筷子，语速不紧不慢：“外汇不多，先办能快速回收的项目；至于谈判，价要谈低，技术要谈高。”
对话结束不到一个月，一份《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》送到中南海。批示很快批下来——中信公司成立。那一年，公司只有十几个人，一间办公室；到1987年，全集团资产五百多亿元，分支遍布世界各地，引来李嘉诚、霍英东等港澳巨擘入局合作。外电评论说，这是“中国窗口”；邓小平则看得更直接：这是硬通货，是赶路要用的干粮。
不得不说，中信只是荣氏家族众多布局中的一环。利用遍布全球的亲友资源，他们帮助国内企业引进技术、贷款、订单，既当桥梁，也当垫脚石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信为国家引进的外资，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。数字冷冰冰，却说明了毛泽东那句“护国大功臣”并非溢美之词。
1993年，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。有人问，这位身家丰厚的实业家为何愿意进体制？他答得朴素：“国家需要。”事实表明，他把“需要”两个字扛在肩上：十年里，他参与或推动了沪东中华重型装备、宝钢系列扩建、国开行首批海外债券等项目。一桩接一桩，全是国家经济架构里不容缺席的骨骼。
遗憾的是，2005年10月26日凌晨，荣毅仁因病逝世，享年89岁。噩耗传来，很多人想起1950年那场宴会。毛泽东说“你来了，很好”，其实也道出了国家对民族资本家最质朴的期待——留下，合力干。荣氏家族几代人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份期待。如今，中信系企业依旧在全球资本市场活跃，荣氏后人虽已淡出公众视野，却仍活跃于实业与公益。
历史总要有人落笔。荣氏家族选择把笔尖抵在经济建设上，从面粉到纺纱，从九厂到中信，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深水区。毛泽东称其为“护国大功臣”，邓小平三请出山，这八个字、三次邀约，并非浪漫的褒奖，而是对“实业救国、富国强民”最精准的注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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